蒙难半个世纪的国际冤案追踪

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一对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蒙难半个多世纪的冤情终于大白于天下……

1935年春天，盛世才的小妹安志洁（原名盛世同）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上海第一任共青团书记俞秀松先后来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二人由此相识、相知而相爱。1936年7月，经斯大林批准，二人结为伉俪。但仅隔一年，因王明、康生的诬陷，俞秀松被盛世才下令逮捕，旋即押往苏联，后被秘密处决。俞秀松之死谜团重叠，为了弄清事实真相，还其清白，安志洁整整追踪了半个多世纪，直至1996年8月终于使这起国际冤案大白于天下。拿到俄罗斯军事检察院的平反证书，白发满头的安志洁老人不禁热泪纵横，对着俞秀松的遗像，她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秀松，您可以安息了！

俞秀松（1899—1939），又名寿松，浙江诸暨人。1916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在杭州参加五四运动，下半年去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1920年与陈独秀、施存统等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受陈独秀委托组织上海社会主义共青团，任第一任书记。1921年3月前往苏联参加少工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从事工人运动和青年工作，在杭州指导并参加创建浙江省团的工作。1922年5月参加团的“一大”，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同年11月，去泉州、广州等地协助孙中山做军运等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任国民党浙江省临时党部委员，与宣中华等一起从事革命统一战线工作。1925年至1933年被派往苏联伯力，任远东地区中文报纸《工人之路》副总编。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顷刻间占领东三省。因当时传说盛世才在新疆联俄抗日，日本军警到他的老家辽宁省开源县盛家屯去搜查。这样，1934年10月安志洁随父母被迫离开老家躲到北平，1935年4月，又从北平来到新疆迪化，投靠大哥盛世才。5月，受联共（布）中央派遣，俞秀松化名王寿成，率领25名联共党员，从苏联进入新疆，帮助盛世才政府开展工作。二人走到了一起。

同年11月，安志洁在一次报告会上认识了俞秀松。后来，盛世才聘请俞秀松担任家庭教师，为自己的子女和小妹授课，这样俞秀松和安志洁的接触渐渐多起来了。

俞秀松还毫无保留地向安志洁讲了自己的身世，早在他在浙江第一师范求学时，父亲就给他定了亲，叫他回家结婚，他坚决拒绝，因此和父亲闹翻了。不久，他要去北平参加“工读互助团”，只好向父亲发去一封求援信，说自己要办一件急事，需一笔钱，请求父亲无论如何寄给他40元；万一40元一时难措，则20元也可以先解燃眉之急。问题是他在信中竟没大没小地称父亲为“俞韵琴同胞”。父亲接信后，气得直翘胡子，破口大骂：“毛竹也分上下节！竟然有如此无礼的不肖子孙……”于是给儿子写了一封辛辣的回信：“……来信收悉，念寄银元一块，勿可嫌少！全国同胞四万万，你给每人一封信，每人回你一块钱，你就用勿完了……同胞俞韵琴复”。

俞秀松向父亲表示：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新女性，宁愿终身不婚。但是为了革命他到处奔波，四海为家，紧张地学习、工作，以致没有时间安定下来考虑个人问题，所以婚事就拖下来了。

不知不觉，俞秀松爱上了活泼可爱的安志洁。

对一个刚迈过17岁门槛、情窦初开的少女来说，爱神的突然降临，未免使他有点儿心慌意乱。

俞秀松和安志洁并不知道，早已有人为他们牵起了红线。俞秀松来新疆前，斯大林已经对新疆省省长、督办盛世才的家庭情况摸得一清二楚，知道他有个妹妹还未成婚，如果能使俞秀松与她结婚，那是最理想的事情。促成这桩政治联姻，一定可以加强新疆与苏联的合作。而盛世才也正想寻求苏联的帮助，尽力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以巩固自己的政权，所以对这桩婚事也是非常赞同，双方一拍即合。

而安志洁却陷入了感情的痛苦之中。确实，俞秀松为人厚道，作风正派，学识渊博，事业心强，她对他很有好感。但是自己还在读书，二人的年龄相差很大，俞秀松已经37岁，比她大了一倍多，俞秀松又是南方人，生活语言都不习惯。家里人大多反对这桩婚事，她也十分犹豫。答应吧，自己还没有结婚成家的思想准备，不答应呢，又怕伤了秀松的心。

见到妹妹犹豫不决，盛世才可急起来了，他亲自向妹妹做“工作”，王秘书长工作有才能有才干，真是个难得的人才啊。安志洁一声不响，看到妹妹默不作声，他干脆把话挑明了：“妹妹，你总懂得，我在新疆能有今天的局面，靠什么？是靠苏联的支持！王秘书长在苏联留学和工作多年，是联共党员，是斯大林器重的干部，是……”

盛世才做妹妹和父母工作的当儿，受斯大林的指派，苏联驻新疆总领事阿布索列夫也为此事四处游说，积极活动。经过再三考虑，安志洁终于接受了这分感情。

斯大林一再来催促他们赶快成婚，1936年7月，俞秀松和安志洁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斯大林特意送来一箱衣服作为贺礼。苏联驻新疆领事馆还专门拍了婚礼的纪录片，当天晚上，领事馆还派官员到新房来道贺，在证实新娘没有“调包”后，才放心回去，和斯大林报告婚礼情况。

婚后的日子十分甜蜜，俞秀松的学问、智慧、才干，他的人生态度、人格魅力，这些都深深地打动了安志洁。在她的眼里，俞秀松是丈夫，也是兄长，也是朋友。

欢娱的日子刚刚开始，噩梦突然降临了。1937年2月的一个晚上，盛世才派人来到俞秀松家，说是督办有要事相商，请王秘书长立即就去，用小汽车把他接走了。到深夜12时还不见俞秀松回来，她给盛世才打电话，问秀松为什么这么迟还不回家，盛世才说正在商量事情，叫她先休息，不要等了。到后半夜2时俞秀松还不回家，安志洁又打电话去催问，盛世才又推脱俞秀松去苏联领事馆办事，可能要明天才能回家。这一夜，安志洁转辗反侧，心绪不宁，难以入眠。

第二天安志洁去学校参加完考试后，急忙回家。一进门，厨师泪流满面地对安志洁说：“秘书长被抓起来了，公安处叫你把被褥和洗漱用品送去。”安志洁一听怒不可遏，立即打电话质问盛世才为什么无故抓人。盛成才叫她去一趟，当面谈谈。安志洁去后，盛世才胡说俞秀松参加了一个“阴谋暴动案”，又说“有人告秀松与托派有关，过几天开公审大会，你可当面听听。”安志洁问：“你说明白，是谁讲的？”盛世才答道：“是王明”。安志洁怒冲冲地说：“如果不是事实，我就枪毙你！”盛世才暴跳如雷，喝令士兵把安志洁抓起来，安志洁毫不畏惧，士兵也不敢下手。盛世才只得来软的，说待他查明事实后，若没事马上放回来。

人一下子放不出来，安志洁就争取去探监，给俞秀松送食品、衣服。“我在入党时就表明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我是一个马列主义的信仰者，要实现我的理想——解放全人类。怎么可能与托派有关？过去几次清党都没有问题，早期参加党的同志和在苏留学的同学都了解我。这是诬陷。一定有人搞鬼。这笔帐一定要算，你千万不要屈服。”

1938年6月，苏联派了一架军用飞机，还有数10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强行把俞秀松押上飞机。

马达声响起，飞机腾空而起。俞秀松从机窗口不断向安志洁招手，安志洁勉强地抬起手臂向自己亲爱的丈夫挥手示意。飞机渐渐从安志洁的视野中消失，她终因悲伤过度，昏倒在地，不省人事。

机场一别！竟成永诀！

岁月悄然流逝，安志洁慢慢从噩梦中醒来，秀松的嘱托在耳边响起：“同妹，要坚强，多保重，但愿我们重逢。”是的，秀松的生死不明，再悲伤也没用，只有振作精神，坚强地活下去。

俞秀松被押送苏联后，安志洁与盛世才感情彻底破袭，断然断绝兄妹关系，并从此改随母姓，将名字由“世同”改为“志洁”，以示意志坚定纯洁，不与他同流合污。

1942年安志洁的五哥盛世骥去重庆开会，让安志洁一起去散散心，安志洁正想从重庆方面得到一些俞秀松的消息，就跟去了。他们兄妹一到重庆，蒋介石就要新疆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张元夫邀请他们赴宴。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殷勤招待，为安志洁挟菜、削水果，问长问短，“关怀”备至。第二天，张元夫来向她提亲，她才知道原委。原来是宋美龄要为她作媒，说是昨晚宴会上有好几位空军少将，让她任选一位。听张元夫的来意，安志洁直觉得哭笑不得。她让张元夫转告宋美龄，谢谢他们的美意，但自己是有夫之妇，丈夫俞秀松的情况想必蒋先生也知道，她要等他回来。

看到安志洁态度如此坚决，蒋氏夫妇也不再强人所难。

1945年，八年抗战，终获胜利，举国欢腾。

不久，内战烽烟又起，解放战争开始了。1948年冬，安志洁家人都去了台湾，家里人劝她一起去，她想着要打听秀松的下落，坚持地留下来。先来到杭州，后来又到诸暨俞秀松的老家溪埭村，与公婆住在一起，等待解放。

上海解放后，安志洁来到上海，当时俞秀松的弟弟俞寿臧（安志洁后来和俞寿臧结为伴侣）在上海工作，她就去找他共同向有关方面反映，要求帮助寻找俞秀松的下落。不久，安志洁收到当时驻苏联大使馆大使王稼祥的回信，才知道她苦苦等待10多年的秀松已在异国牺牲了，突然得到这个消息，她如五雷轰顶，悲痛欲绝。

1958年在组织上的鼓励下，安志洁为俞秀松办理了烈士登记手续。1962年，安志洁收到了毛主席亲自签发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后又领到统一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安志洁成为烈属，受到社会的尊重。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安志洁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推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尽管俞秀松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但他牺牲的真情，仍然是一个谜。

1988年，安志洁去北京请国家主席李先念为俞秀松烈士纪念碑题词，上书中共中央组织部，要求查明俞秀松牺牲真相，由苏联方面出具书面证明，为他平反昭雪。中组部和中联部联系后，认为时机不妥，以后再议。

不查明真相，安志洁心里总是有个疙瘩。1991年她又致信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要求苏联政府查明真相，为俞秀松书面平反。同年10月29日安志洁收到该领事馆的回信。

安志洁又伤感又高兴，她终于弄清了秀松牺牲的确切时间、原因和地点。但不久风云突变，苏联解体了，这件事又搁浅了下来。

1993年和1995年，安志洁二次应邀去新疆，正巧有一位朋友的外甥在哈萨克斯坦留学。1995年9月，安志洁便托他捎去二信，一给哈萨克斯坦外交部，一给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请他们早日查明秀松冤案的真相，尽快给予书面平反证明。11月3日，安志洁收到了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陈埭的回信：

“尊敬的安志洁女士：您来信时，我正在罗马尼亚开会，故未能及时给您往乌鲁木齐复信，望谅。读了您的信后，我被您的执著精神深深感动，俞秀松烈士的问题确属历史冤案，理应早日得到前苏联方面的平反。过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个问题仍未解决，令人不安。我馆已照会哈萨克斯坦外交部，我本人也已致函哈最高检察院院长（我的朋友），请求他们尽快给予解决，使烈士名誉早日得到全面、彻底的恢复。值得欣尉的是，我国政府已追认俞秀松烈士为革命烈士。因此，我将关注此事的进展，一有消息，立即通知您，请放心。顺致问候。”

1996年1月3日陈埭大使第二次致信安志洁，告知哈萨克斯坦方面没有查到有关俞秀松或王寿成的有关档案材料。只在一个“六人集团”的档案中查到了王寿成的名字，但这部分档案材料大约保存在当时的突厥斯坦军区（现属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档案库中，哈方已去文查询。1月25日，陈埭大使再次来信，说他已收到哈萨克斯坦总检察院关于俞秀松烈士平反问题的答复，他们提出，此事应找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解决。说驻俄大使李凤林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一定会全力协助的。

安志洁立即给李凤林大使写信，寻求帮助，并随信附去一些历史资料作为依据。2月21日，李凤林大使来信告知安志洁，他已向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递交照会，要求尽快查清此案，为俞秀松烈士平反昭雪。俄方答应抓紧办理。

1月31日，陈埭大使第四次来信，说他通过哈律师查到乌兹别克斯坦军事检察院中俞秀松烈士的案子卷宗号是7925，要安志洁马上与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联系，并通知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

6月1日，我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关桓广大使致信安志洁，经过有关部门和友人的反复催促查询，乌方已正式告知大使馆，经乌国防部档案中心查证，俞秀松的档案材料1934年没有送达军事检察院。由于当时战争初期出现的混乱局面，莫斯科批转的档案材料实际上后来并未送出。因此，有关档案查找及俞秀松烈士的平反问题，仍需通过俄总检察院解决。

安志洁决心一追到底。

1996年7月，安志洁又叫儿子俞敏（俞秀松的继子）专程去莫斯科拜见李凤林大使，调查了解有关情况。在大使馆人员的陪同下，俞敏去顿河坟地火葬场凭吊了俞秀松烈士英灵，送上一簇鲜花。坟地的墓碑上写着：“这里埋葬着无辜蒙难者及受政治迫害而枪决的牺牲者们的遗骨1930—1942永垂不朽！”坟地管理人员告诉俞敏，当时许多“政治犯”是集体杀害，火化埋葬在一起，烈士的遗骨已无法找到。俞敏还去访问了俞秀松曾学习过的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和列宁大学。

希望终于成为现实，1996年国庆前夕，安志洁收到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李侗杰参赞的来信：“尊敬的安志洁女士：您好！8月29日，俄联邦军事检察院正式作出俞秀松烈士恢复名誉的决定。至此，这一沉积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冤案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九泉之下的烈士英灵得以告慰。我和我们的同事们无不为此感到欣慰，同时也为您的夙愿得到实现而感到高兴。现将平反证明书及译文随信一并给您寄去……谨祝您幸福安康！”

俄罗斯军事检察院的平反证明书是这样写的：“中国公民王寿成（即那利曼诺夫或俞秀松），1889年生，汉族，中国浙江省人，逮捕前居住在中国西部的乌鲁木齐市，曾任新疆学院院长兼第一中学校长、反帝联合会秘书长、督办公署政治处副处长兼教官，1937年12月10日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部门无证据逮捕，并于1939年2月21日被苏联最高军事法庭根据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刑法第58条第6、8、11款判处刑事处罚极刑——枪决、没收财产。判决于1939年2月21日在莫斯科市执行。根据1991年10月18日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关于给予在政治大清洗中受害者平反法》第3条，现兹证明，王寿成（即那利曼诺夫或俞秀松）被彻底平反。在卷宗里没有关于王寿成埋葬地记录。”

读完外交官热情洋溢的来信，看到梦寐以求的俄方为俞秀松彻底平反的证书，安志洁心中掀起感情的狂澜，一任泪水奔流。“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近60年的冤情终于告白了！原来安志洁总认为盛世才是逮捕俞秀松的罪魁祸首，现在才知道秀松之死根源在王明、康生之流。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俞秀松曾与他们作过斗争，他们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俞秀松被捕前夕，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回延安，途经新疆时受到盛世才的接待，他们趁机向盛世才诬告苏联派来的联工党员都是托派，又向斯大林诬告俞秀松是托派，终致俞秀松在大清洗中遇害。

遗憾的是，俞秀松烈士的尸骨永远无法还乡了。这是安志洁老人终身的伤痛！